【(论文)浅论诗言志说与摹仿说之异同】在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，关于诗歌本质的探讨始终是一个核心议题。中国古代的“诗言志”说与西方古典时期的“摹仿说”作为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诗学观念，分别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，对诗歌的功能、目的以及创作方式进行了深刻阐释。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这两种诗学思想，揭示其内在逻辑与外在表现上的异同之处。

首先，“诗言志”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重要命题，最早见于《尚书·尧典》中的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。这一观点强调诗歌是表达诗人内心情感与志向的载体，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。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，提出“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”，进一步明确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。因此，“诗言志”更注重诗歌的主观性与个体性，强调作者的情感表达与道德修养。

相比之下，“摹仿说”则是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的文学理论。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批评诗歌是对现实的模仿，认为诗人只是“模仿的模仿者”，无法触及真理。而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中则对摹仿说进行了修正与发展，他认为诗歌不仅是对现实的模仿，更是对普遍真理的再现，尤其是悲剧通过情节与人物的塑造，能够引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，从而实现“净化”的效果。由此可见，“摹仿说”更关注诗歌的客观性与形式结构，强调艺术对现实的再现与升华。

尽管“诗言志”与“摹仿说”在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差异，但二者也有一定的共通之处。首先，两者都承认诗歌具有某种社会功能或教育意义。中国“诗言志”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，而西方“摹仿说”也指出诗歌能够影响人的情感与道德。其次，两者都涉及对人性的探讨。中国诗歌注重表达人的内心世界，而西方诗歌则通过模仿现实来揭示人类的普遍经验。

然而，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诗歌本质的理解不同。“诗言志”强调诗歌是主观情感的表达，侧重于作者的内心世界；而“摹仿说”则将诗歌视为对现实世界的再现，重视作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。这种差异反映了中西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：中国文化更倾向于内省与情感的流露，而西方文化则更注重理性与现实的再现。

综上所述，“诗言志”与“摹仿说”虽然在历史背景、理论体系和价值导向上有所不同，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对诗歌本质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通过对这两种诗学观念的比较研究，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诗歌的多重功能，也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